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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中所见古代服装材料和其他生活事物点点滴滴（第5页）

由此联系，我们似乎可以不妨且作那么一种假定，即以游牧为主的匈奴服制，本来和商代人的普通衣着相近，或曾受过中原人影响。

到周代，社会受儒学渲染，宽袍大袖数百年成社会上层习惯后，我们不免已有些数典忘祖。

赵武灵王学回来的胡服骑射，重点本只重在“骑射”

，至于胡服，则一面始终还流行于各行各业劳动人民习惯生活中，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

！

这种推测也许不一定全对，惟根据材料分析，却似乎差不多远。

西周以来，上层分子寄食统治阶级衣服日趋宽博，大致是一种事实。

但在共通趋势中也还是有分别。

并且在同一地区，甚至于同一种人，也还会由于应用要求不同，形成较大差别，不能一概而论。

相反又会有由于一时风气影响，而得到普遍发展的。

前者如从大量战国楚俑和画像分析，至少即可知道衣服式样便有好几种，长短大小也不相同。

后者如传称楚王宫中女子多细腰，事实上新的发现，楚国以外许多材料，表现舞女或其他妇女，也流行把腰肢扎得小小的习惯。

特别是一种着百褶裙反映到细刻铜器上的妇女或男子，反而比反映到楚俑和漆画上的妇女束腰更细一些。

这类铜器山东、山西、河南均有发现，它的来源虽有可能来自一个地方，不在上述各地，但当时善于目挑心招能歌善舞的燕赵佳丽，临淄美女，装束还是不会和它相去太远。

以相传洛阳金村出土一份佩玉中两个小小玉雕舞女，做得格外出色。

如把这类材料排排队，就目下所知，大致信阳楚墓出土的东西比较稍早一些。

联系文献解决问题，长沙楚墓出土的彩俑和漆画、帛画，以及河南、山西、山东发现薄铜器上细刻人形，材料却丰富重要得多。

信阳大墓发现了不少大型彩绘木俑，初出土时闻面目色泽还十分鲜明，如不即时摹绘，大致已失去固有色调多日了。

重要还在那个漆瑟上的彩绘种种生活形象，有高据胡床近于施行巫术的，有独坐小榻大袖宽袍的统治者，有戴风兜帽的乐人，有短衣急缚的猎户。

人物画得虽不怎么具体，却神气活泼，形象逼真。

总的漆画上胡床的出现，和墓中三百件漆器中一个近似坐几状木器实物的发现，为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垂腿而坐的事情，至晚在春秋战国时即已有可能出现，多提供了些证据，却比日下文献所说，胡床来自汉末，席地而坐改为据椅而坐，直到唐代中叶以后才实行，已早过五六百年或一千三百年不等。

长沙楚墓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于古代人生活形象知识更加多。

首先是那个特别著名舞女漆奁的发现，上面一群女子，一例着上袖口衣脚均有白狐出锋长袍，腰肢都小小的，面貌虽并不十分清晰，还是能给人一个“小腰白齿”

印象。

宋玉《招魂》文中所歌咏的妇女形象，和这些女人必有些共通点。

另外是许多彩绘木俑，试挑出两个有典型性的看看，男的是个标准楚人，浓眉而短，下巴尖尖的成三角形，胡子作仁丹式，共同表现出一种情感浓烈而坚持负气个性鲜明神气。

近年发现楚俑多属同一类型，引起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屈原的同乡！

如作屈原塑绘，这是第一手参考材料！

女子重要处在颊边点胭脂成簇作三角形，可以和古小说《青史子》，及刘向《五经通义》引周人旧说相印证。

照各书记载，这是和周代宫廷中女子记载月事日期的标志有关。

胭脂应用即由之而来。

比唐人的靥子，南朝人的约黄，汉代的寿阳点额，都早过千年或大几百年！

衣分三式，都不太长，一种绕裾缠身而着的，显明较古，到汉代即已不复见。

履底较高，和长沙出土实物可以印证。

衣服边沿较宽，材料似乎也较厚，可证史传上常提起过“锦为缘饰”

的方法。

武士持剑、盾则衣短而缚束腿部，才便于剽疾锐进，秦末项羽的八千子弟兵，大致就用的是这种装束。

可惜的是一份木雕乐伎已朽坏，只留下个轮廓，难于用它和河南汲县、辉县等处所得细刻铜器乐舞伎服装印证异同。

另外在一片绢帛上还绘有一个女子，特别重要处在那个发髻，因为同时同式只在辉县出土的一个小铜妇女和时间可能稍晚一些骊山下得到的一个大型灰陶跪俑上见到，同是发髻向后梳的古代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