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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
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
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
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
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
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了。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西克出来代理他。
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
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
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
难道这里面还有某一些极&ot;左&ot;的先生们所说的什么侵略的险恶用心吗?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传法、传授衣钵的佳话,什么半夜里秘密传授,什么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当时都没有碰到,大概是因为时移事迁今非昔比了吧。
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类似这样的事情。
说来话长,不讲也罢。
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
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
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ot;舍命陪君子&ot;了。
能够到哥廷根来跟这一位世界权威学习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
多少人因为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自怨自艾。
我现在是近水楼台,是为许多人所艳羡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
我要是不学,实在是难以理解的。
正在西克给我开课的时候,比利时的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iddot;古勿勒(walter
uvreur)来到哥廷根,想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
时机正好,于是一个吐火罗文特别班就开办起来了。
大学的课程表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而且只有两个学生,还都是外国人,真是一个特别班。
可是西克并不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几次从城东的家中穿过全城,走到高斯-韦伯楼来上课。
精神矍铄,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镜,他本身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走这样远的路,却从来没有人陪他。
他无儿无女,家里没有人陪,学校里当然更不管这些事。
尊老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几乎根本没有。
西方社会是实用主义的社会,一个人对社会有用,他就有价值;一旦没用,价值立消。
没有人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
因此西克教授对自己的处境也就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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