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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劳改队生活 1（第4页）

。

1967年5月初，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一些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

、“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

的传单和大标语，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

北京的群众对这一行径表示极大愤慨。

“大批部”

的一些成员认为，“五·一六”

可能与吴传启、林聿时等人有关系。

吴敬琏还和经济所的赵人伟一起，躲在“大批部”

的堡垒——东厂胡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里收集和整理材料，认为从思想脉络和提出的口号看，“五·一六”

和学部“联队”

的领导人是一丘之貉。

到9月，在“文革”

的“极左”

力量“反周”

和“揪军内一小撮”

失败以后，毛泽东批示指出，“五·一六”

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

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

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应予彻底揭露。

这时虽然已经查明，贴这些传单和大标语的是北京钢铁学院一个人数很少的“极左”

学生小组织。

可是江青等人却借题发挥，把“五·一六”

定义为“炮打‘三红’（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

，发动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运动，打击反对派，刻意将清算运动扩大化。

1968年年初，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相继进驻经济所，宣布要抓这里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

可笑而具有讽刺性的是，在那个理性紊乱的年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

。

一开始，军宣队联合“总队”

和“大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