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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黄河万里独行客（第13页）

黄万里说：“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成了慢性肝炎。”

这个时候，谁还听黄万里唠唠叨叨？前文写到“两洞四管”

方案已经确立，周恩来亲自参予讨论、决策，他认为这一改建方案只是“先解决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

，并表示“其他问题我还要负责继续解决”

《黄河志》卷六，165页〉。

1969年夏天，西安再度告急。

黄河再一次以淤积和洪荒证明了黄万里治河方略的正确性，而作为代价却是渭河两岸的灾难频发、民不聊生。

周恩来委托时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刘建勋及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于1969年6月13日至18日在三门峡召开四省治黄会议以商对策。

“两洞四管”

不能解决问题，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已经势同燃眉，改建原则为：“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

改建规模是“打开号导流底孔，下卧1-5号发电引水管进口，要求坝前水位在315米时，下泄流量达10000立方米7秒《黄河志》卷六，166页。

正是这几个导流底孔，黄万里在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被批判否定后，一再请求保留的：“你们实在要修，这几个导流底孔千万别堵塞，将来还得排沙啊！”

黄万里的这一请求先是被接受了，后来又按苏联专家的设计用混凝土堵塞了！

三门峡的一切全在黄万里意料之中。

惟其如此，黄万里也更加悲从衷来。

也许，有一种困惑将会困扰他的一生：在实践以灾难的形态证明在三门峡坝工这一争议上孰对孰错之后，为什么主事者从未听信过他的意见呢？

一个从未透露而又确实的数据是：每打开一个导流底孔，所需的人民币为1000万元！

二次改建后，渔关河床仍比三门峡大坝修建前高出3米。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漫岸决堤，淹没农田60多万亩，5万移民受灾，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将要遭受的灾难更加无法想像。

一再改建的又是洞又是孔又是管的三门峡大坝，难道还能说是治黄的丰碑吗？

不！

那是中国水利史上的耻辱！

1973年初，黄万里就三门峡坝工及治河原理上书周恩来，没有回应。

1973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之下进入当时的三线地区潼关以上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具备理论基础的热情治河者是大好的机会，对思路起了强烈的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黄方略《治河咏怀》黄万里，《读书》，1999年第1期八这时候，关于三门峡大坝的争论稍稍缓和，人们认为大坝经过开洞排沙、库内蓄清排浑，黄河淤积末端不会再上延，便有“交口淤积不上延论”

。

等泥沙淤积已达到黄河渭河的交口后，又退而声言“临潼淤积不上延”

等，认为已经可以做到确保下游不遭洪灾，确保上游不影响西安。

黄万里痛心地发现，“在这里工作的泥沙专家一致持此观点，于是，对于大坝改建和运行方法奠定了错误的基础，随后也因此提出了修建小浪底水库的方案。

我对此全面否定，争辩无效《读书》，1999年第1期黄菏万里独行客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的“从下游移来的苦难黄万里语悲从衷来。

1973年夏，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宁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情，黄万里听后泪流满面，有诗记道：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籁籁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澳。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但，黄万里其时仍属“另类”

，而他又一如既往地直言三门峡坝工之错、之祸，便也只能“一面俯首听批，一面竭思治黄”

了：

江淹才尽冯唐老，哪有雄谋济众生？

未悟庄周飞蝶意，且从列子御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