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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中所见古代服装材料和其他生活事物点点滴滴（第3页）

第二是这个白石雕刻的人形，头戴锦帽，身穿锦衣，是有点醉意朦胧样子。

如不是个最高奴隶主，也应是个贵族。

但亦可能只是随身奴仆，因为用珠玉饰狗、马，在商代墓葬中即已发现，一个奴隶弄臣穿得花花绿绿，是不足为奇的。

衣服肯定原仿锦绣而作，从联系和发展得知道。

商代的铜簋、白陶壶，和较后一时的铜车轴头、镜背、空心砖边沿，都有相同装饰纹样出现。

一个长沙出土的战国彩俑，衣边上且分明画上这种花纹，恰和文献中“锦为沿”

相符。

（真正的锦缎只早到唐、宋，名字或应当叫矩纹锦。

它的织法实源远流长。

至于为什么较早的锦是这种连续矩纹，我们说，大致和编织竹簟有关，和宋代青绿簟纹锦同源异流。

竹簟用连续矩纹或方胜格子，技术操作比较容易。

）商代已能织出极薄的绸子，也能织出有花纹的锦缎，但较多人的身上，大致还是穿本色麻葛或粗毛布衣服。

一般奴隶或俘虏身份的人，如像第三个手负桎梏的一位，穿的自然是件粗布衣。

两者身份地位尽管不同，衣服长短过膝，倒像是共通趋势。

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承认衣才齐膝或过膝原是一种传统制度，我们才不至于把春秋战国时出现的这种衣服，不求甚解一例归入“胡服”

。

第四、五都是雕玉，出土情形不太明确。

给我们启发是他们头上巾子和西南苗、彝族装束那么巧合。

其实若从图案花纹去探索，用商代规矩图案和近代苗、彝编织物图物比较，相同处我们发现将更多！

这不足为奇，生产条件和工具决定了生产式样，也有时形成了美的意识，这是过去我们较少注意到，目前却明白了的。

西周是个讲究制度排场的时代，史称“周公制礼作乐”

，不会完全是空谈。

一面是宗法社会的建立，确定等级制度排场有其必要性。

另一面由于生产发展，丝、布、铜、漆日益加多集中到王室贵族中，有了个物质基础。

因此周公尽管提倡节俭，要贵族子弟明白稼穑之艰难，可是打发诸侯封君就国，还是除沿例领取大片封地、占有大量农奴外，并且还可得到一些手工业奴隶，又可得到特赐一份华美衣服，车马旗帜，宗庙祀事礼乐铜器，以及作为压迫工具和象征权威的青铜兵器圭、璋、璜、璧诸玉物。

统治者日益脱离生产劳动，成为“治人”

的身份，衣服放大加长用壮观瞻，必然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出现。

相传虞书帝王冕服十二章的绣绘文饰，也应当成熟于此时。

但是三千年来做皇帝的总还欢喜遵照古制打扮，直到袁世凯还要人做下一份衣样子，准备登基！

事实上冕服最早的式样，目前为止，还只有从唐代列帝图和敦煌画留下那些形象，比较近古，宋人《三礼图》、明人《三才图会》即已多附会，去古日远，清代更难言了。

但是从习惯说，戏衣上的龙袍，还应当说是一脉相承。

真正的复原，几种新的战国人物形象，和西汉壁画，东汉石刻，以及周初铜、玉、漆、丝纹样，已为我们准备了些有利条件。

经过一些探索比证，大致还是可望部分恢复本来的。

衣服等级的区别，一面可看出西周社会的拘板定型，另一面也必然影响到社会生产的停滞。

破坏它得到新的进展，是春秋战国，随同土地所有制变化，与生产发展、商品大量交流而形成。

同样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也看需要而有所不同，譬如作战穿的衣甲，到春秋时虽发展了犀甲、合甲、组甲许多不同材料不同制作，长短大致还是以能适应当时战争活动为主，不会太变。

例如保护头颅的铜盔，商代的就和春秋战国时差不太多。

但是兵器中的戈的形制和应用，却已有了较大变化。

商代一般战士，戈大致有两式，长柄的单独使用，短柄的则一手执戈、一手执方盾，是通常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