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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的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ldo;道&rdo;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

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ldo;一揽子&rdo;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ldo;毕其功于一役&rdo;。

&ldo;戊戌变法&rdo;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ldo;道&rdo;的失败。

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ldo;中国传统&rdo;和&ldo;中国气派&rdo;，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永远清清静静地过日子。

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ldo;亚洲历史上第一个&rdo;民主国家，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

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

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天下第一、天朝上国。

就像光绪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

一种尝试失败，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艰难转身。

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律：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律；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律；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律。

历史充满宿命。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发现，打摆子式发展的的形成，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

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年轻时代的奕譞一样，现实、灵活、理智，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开始，更顺畅地、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ldo;多灾多难&rdo;的狭长峡谷。

可惜，充分继承了传统文化刻板、极端、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

&ldo;愤怒青年&rdo;主导的&ldo;鲁莽灭裂&rdo;的&ldo;戊戌变法&rdo;的失败，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彻底决裂，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

由此，中国开启了近代革命的序幕。

从那之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由&ldo;愤怒青年&rdo;主导的悲剧，其中充满了绝望、亢奋的情绪，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希望借此达到&ldo;凤凰涅槃&rdo;式的重生。

直到多年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几十年来的竭尽全力、声嘶力竭、自我折磨，不过是&ldo;鬼打墙&rdo;般的原地打转而已。

十九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

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

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也说：&ldo;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rdo;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中，个人算计更少。

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正如时人所评：&ldo;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

&rdo;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ldo;十居七八&rdo;进行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