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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放荡（第2页）

“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

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又史臣曰：

“太宗幼年聪睿，令问夙标，天才纵逸，冠于今古，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

但下文也说：

“洎乎继统，实有人君之懿矣。”

可见对于他的为人，君子也是没有微辞的了。

他能够以身作则地实行他的诫子书，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文人里边我最佩服这行谨重而言放荡的，即非圣人，亦君子也。

其次是言行皆谨重或言行皆放荡的，虽属凡夫，却还是狂狷一流。

再其次是言谨重而行放荡的，此乃是道地小人，远出谢灵运沈休文之下矣。

谢沈的傲冶其实还不失为中等，而且在后世也就不可多得，言行不一致的一派可以说起于韩愈，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至今遂成为载道的正宗了。

一般对于这问题有两种误解。

其一以为文风与世道有关，他们把《乐记》里说的亡国之音那一句话歪曲了，相信哀愁的音会得危害国家，这种五行志的论调本来已过了时，何况倒因为果还是读了别字来的呢。

其二以为文士之行可见，不但是文如其人，而且还会人如其文，写了这种文便非变成这种人不可，即是所谓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

这也未免说得有点神怪，事实倒还是在反面，放荡其文与谨重其行，其实乃不独不相反而且还相成呢。

英国蔼理斯在他的《凯沙诺伐论》中说过：

“我们愈是绵密地与实生活相调和，我们里面的不用不满足的地面当然愈是增大。

但正在这地方，艺术进来了。

艺术的效果大抵在于调弄这些我们机体内不用的纤维，因此使他们达到一种谐和的满足之状态，就是把他们道德化了，倘若你愿意这样说。

精神病医生常述一种悲惨的风狂病，为高洁地过着禁欲生活的老处女们所独有的。

她们当初好像对于自己的境遇很满意，过了多少年后却渐显出不可抑制的恼乱与色情冲动，那些生活上不用的分子被关闭在心灵的窖里，几乎被忘却了，终于反叛起来，喧扰着要求满足。

古代的狂宴——基督降诞节的腊祭，圣约翰节的中夏祭——都证明古人很聪明地承认，日常道德的实生活的约束有时应当放松，使他不至于因为过紧而破裂。

我们没有那狂宴了，但我们有艺术替代了他。”

又云：

“这是一个很古的观察，那最不贞洁的诗是最贞洁的诗人所写，那些写得最清净的人却生活得最不清净。

在基督教徒中也正是一样，无论新旧宗派，许多最放纵的文学都是教士所作，并不因为教士是一种堕落的阶级，实在只因他们生活的严正更需这种感情的操练罢了。

从自然的观点说来，这种文学是坏的，这只是那猥亵之一种形式，正如许思曼所说唯有贞洁的人才会做出的。

在大自然里，欲求急速地变成行为，不留什么痕迹在心上面。

……在社会上我们不能常有容许冲动急速而自由地变成行为的余地，为要免避被压迫的冲动之危害起见，把这些感情移用在更高上稳和的方面却是要紧了。

正如我们需要体操以伸张和谐那机体中不用的较粗的活力一样，我们需要美术文学以伸张和谐那较细的活力，这里应当说明，因为情绪大抵也是一种肌肉作用，在多少停顿状态中的动作，所以上边所说不单是普通的一个类似。

从这方面看来，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

小注中又引格勒威耳的日记作例证之一云：

“拉忒勒耳在谈谟耳与洛及斯两人异同，前者的诗那么放荡，后者的诗那么清净，因为诗里非常谨慎地删除一切近于不雅驯的事物，所以当时甚是流行，又对比两人的生活与作品，前者是良夫贤父的模范，而后者则是所知的最大好色家云。”

中国的例大约也不少，今为省事计也就不去多找了。

凯沙诺伐是言行皆放荡的人，摆伦的朋友妥玛谟耳则很有简文的理想。

或评法国画家瓦妥云，“荡子精神，贤人行径。”

此言颇妙，正可为此类文人制一副对联也。

（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