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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第4页）

那个声音犹豫了一下，又挣扎着问出一个问题：“可是，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等自然资源属于国有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的土地非得国有呢？”

嗯……宪法里就这么一句话，无注解。

网上也查不到。

我问周其仁，他说他也持有同样的疑问。

我劝他接受访问，他一乐：“去采访陈锡文吧，他都知道。”

陈锡文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学界当时对土地问题争论很大，我不知道一位官员的解释是否服众，周其仁说：“就算反对他的人，也是尊重他的。”

我要走的时候，他又补了一句：“陈锡文是个有些emotional（感性）的人，不要让他扮演灭火的角色，让他顺着说，他能说得很多，很好。”

这句话后来很有用。

我在“东方时空”

时已采访过陈锡文。

采访结束后一起吃工作餐，一大桌子人，他说起丰台民工小学被拆，小孩子背靠拆了一半的墙站着看书，等老师来了才放声大哭。

他说到这儿停下，从裤袋里抽出一条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眼睛。

媒体这个行业，提起谁来，大都百声杂陈，但我认识的同行私下说起他，无一吐槽。

有位同事说他采访另一个官员时，对方有点支吾，他还拿陈锡文劝人家，那位一笑，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陈主任六十了，我才五十，他已经忘我了，我还忘不了。”

二〇〇六年两会时，我对陈锡文有个短采访，别人大都是对报告表态，他谈农村水利，当时离西南大旱还有四年：“越来越多的水利设施是满足城市，满足工业，就是不让农业用水。

这种局面如果下去，短则三五年，长则七八年，我们整个农业灌溉系统，要说得可怕的话，甚至是崩溃。”

审片人说：“这个人说得再尖锐也能播。”

“为什么？”

“因为他特别真诚。”

采访陈锡文，是他开会的地方。

好几天没怎么睡足的脸色，嘴唇青紫，满屋子烟。

在毛背心外头套了件外衣，鞋子上头露一点老秋裤的裤脚，坐镜头前，说“土地的事情是该谈一谈”

。

我问他，八二年宪法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这话从哪儿来的？

他答：“‘文革’前国家没财力建设，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胀，没地儿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楼都得住人，可是城里不像农村，没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国有，人就住进去了，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土改。”

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私权”

这个概念当时还让人陌生和戒惧。

没想到的是，这一句原本为了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话，误打误撞居然埋下了农村征地制度的巨大矛盾。

很快，中国城市化开始，城市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农村土地一旦要用于建设，都经由政府征地，转为国有土地。

陈锡文说的也都是大白话，不含糊，没有把玩语言的油滑，字字用力气说出来，嘴角带些白沫，他也不自知。

他说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政府征地上，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征地，但只有用来建医院、学校，涉及公共利益建筑时才能征。

可是，一九八二年，“宪法里加了这句话后，建设用地里有没有经营性的利益在里头？肯定是有的，那些地怎么变成城市土地？宪法没有讲。”

“讲不清楚变成什么结果？”

“讲不清楚就变成多征。”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巴泽尔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