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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第3页）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

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

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

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

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

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

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

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

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

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

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

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

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

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

。

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大家笑。

“再给你一次机会。”

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

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