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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我们与世界的&ldo;非物质性差距&rdo;，在最后一问我们自己的回答中，将分明地呈现出来。

是啊，在中国大陆，情况究竟会如何呢？

我能想象出来，但我不愿写出来。

那一种&ldo;非物质性差距&rdo;，又需要多少年才能缩小呢？

4舌尖上的&ldo;好人文化&rdo;

一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ldo;新人记事&rdo;。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ldo;新人的故事&rdo;。

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ldo;新民&rdo;。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

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

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

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在德国，1883～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的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作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

为使旧时代速朽，于是实行暴露、解剖与批判。

既批判旧的制度，也批判&ldo;旧的人&rdo;，那类自在于、适应于、麻木而苟活于旧制度之下的人。

为使新时代速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预先为他们尚看不分明的新时代&ldo;接生&rdo;新人。

新时代并未实际上出现，他们便只能将新人&ldo;接生&rdo;在他们的作品中。

&ldo;旧的人&rdo;倘是多数，那么即使旧的时代行将就木，也还是会以&ldo;世纪&rdo;的时间概念延续末日。

因为&ldo;旧的人&rdo;是旧时代的寄生体，就像&ldo;异形&rdo;寄生人体。

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

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