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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第5页）

笔者不是反坝主义者，我们绝对不可以一概地否定水坝水库对江河防汛、提供电力能源等诸多社会、经济方面的重大作用。

但，潘院士有关高坝大库的现实与未来的叙说，总是使人想起黄万里的告诫：“有坝万事足！”

我们的工程师“能够在任何江河上修建他们需要的任何类型大坝”

，从坝工技术而言，笔者一点也不怀疑，问题只是：任何江河都需要修建大坝吗？任何江河都适合修建大项吗？黄万里反复提到的中国几十年治水的通病是“重视坝工工程，忽视水文地理，不了解河流的地貌与演变又遑论治河”

？先生已经辞世多年，每每涉及高坝大库，总是言犹在耳。

他的晚年重病在身，但声音仍带有“磁性”

，语言中有深人浅出的道理还有场景，当然也少不了一针见血。

他说：“你去过四川吗？你走到河边就会看见，长江上游及其支流的河床是卵石造床质。

冬季天气晴朗之时，你站在河畔仔细看，清澈的水流在驱使卵石移动河床，这很有趣。

正是这个运动切割着河谷，使河底成深层形，这些卵石夹粗砂叫做河床质或推移质。

如果降雨，地面的水将泥沙冲进河内，于是水浊。

但，你要注意，这些泥沙大部分不沉河底，也不参与河床的演变，是人们能测量到的悬沙，沙之可悬只能在水中，也称悬移质。

长江之上水库之主要威胁不是悬沙、悬移质，而是滚石、推移质。

为什么呢？因为高坝大库筑起，河床的造床运动便被人为地阻止了。”

黄万里的意见再一次被忽略了。

深人思考中国的高坝大库，以及潘院士笔下的宏伟蓝图，关心中国水利事业的人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中国方兴未艾的大坝建设、水电开发，在多大程度上吸取了三门峡工程的教训？潘院士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中，虽然也写了三门峡的过程，并说“教训是巨大的，但同时又写道：“所以，如果要在三门峡大坝上立一块纪念碑的话，最好还是仿照武则天女士的做法，立上一块无字碑，功过得失留待后人评定吧。”

这是欲说还休呢，还是心有不甘？

尊敬的潘院士，请原谅一个后学与门外汉的直言，“功过得失留待后人评定”

之语，正是说明了中国水利界、坝工权威们，对三门峡大坝的失败与错误是始终不敢正视的。

与此同时，一座又一座更多的现更大的库在水电开发的名义下，迫不及待地崛起于几乎所有的江河激流之中，人们不能不指出：不敢反思错误的水利水电界，有没有可能沿着错误的道路一意孤行？

三门峡工程就是一座碑，这一工程的反复改建，导流底孔先堵后炸，库区移民流离失所，渭河两岸灾难频仍……那泥沙、那脚印、那被淹没的耕地、家园和农人的哭诉，都凝结在三门峡大坝上了，凝结成三个大字：耻辱碑！

想起了莱茵河。

想起了笔亨在欧洲漂泊时第一次见到莱茵河的热泪盈眶不知道为什么是莱茵河如此激荡地使我想起了长江、黄河我的祖国的母亲河。

想起了莱茵河的另外一种表述，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伯尔写道：莱茵河这个名词是阳性的，它是凯特尔语。

莱茵河两岸的城市最早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罗马人运来了石头，用石块铺路，营造宫殿、兵营、庙宇和别墅。

随着石头，他们还带来了长治久，安的梦想，石头成了他们过去统治的标志。

罗马人给各个德意志皇帝留下的遗训就是：统治意味着建筑与颁布法律。

莱茵河自南向北奔流不息，它隔开了许多事物，然而仍有许多神秘的连线横贯东西。

莱茵河是语言分布区的界线，甚至常常是每个教派内部的界线：这儿是特里尔风味，那儿则是科隆风味；这一种天主教是带有田园色彩的、忠顺的，它几乎具有巴罗克风格；相形之下，另一种天主教则散发出都市和更加自由的气息。

只要莱茵河被宣布为民族的边界，古老的情感就会复活，这些情感不是纵向而是横向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

十九世纪才带来了莱茵河的挚友与死敌游客。

莱茵河成了商品，风景变成了叮咱作响的银币。

莱茵河风景的特征是不可取代的：它不可磨灭。

千百万人伫立在龙岩上俯视莱茵河谷，莱茵河依然如故。

千百万人站在汽船上仰望骑士城堡的废墟，废墟仍然耸立在那里。

诗人们赋诗歌颂这片独一无二的风光，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即使是乘坐汽船从波恩开往吕德斯海姆，穿过由莱茵河造成的永远存在的广袤阴郁的草原，僵硬的心，漠然的头脑，坚强的男人，都会变得柔顺和蔼和软弱。

莱茵河浩浩荡荡，使两岸发生的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亲爱的读者，假如伯尔笔下的莱茵河已经多彩多姿地奔流在你眼前的话，我们的感慨或许是共同的：对于河流生命、对于本质意义上的河流与土地和人类社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既缺少动人的描述，更缺少深人的思考。

如果13亿人民中的大多数为河流感动，为河流的自由奔流的权利而祈祷，为将被淹没的库区的家园和移民起而争执，中国的江河之上会有如此之多的高坝大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