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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上海的气息，北京替代不了。

上海在我心里，总是欣赏却下不了决心去亲近，迷恋她的文明与国际化，但对自己成为一个上海人毫无信心。

上海总是在下雨，背景模糊。

1989年，夏天。

我打着伞，赤裸双脚，糊里糊涂走进那些淌水的街巷，怯生生去敲那些陌生的门。

&ldo;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请您当我的答辩老师。

谢谢。

&rdo;

那应该都是精选出来的对中国当代戏剧有研究成果的上海学者、艺术家，他们多数住在三两层的旧式小洋楼里，楼梯逼仄昏暗。

厚实陈旧的木地板横在眼前，陌生中带些淡漠。

我懵懵懂懂来，懵懵懂懂地离开。

那一天好像一下游遍了上海，又好像在向上海作最后的道别，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个公共汽车站，在人群中挤上挤下，走进那些不动声色的小洋楼里，一家一家发放我的毕业论文。

最后，连雨都下累了，我挟着我的伞，转车搭乘去西郊龙华的公交车。

记忆中那个地方很远，汽车到达终点后，我茫然四顾，不知从何下手。

今天为帮助自己再想起龙华那个地方，再想起上戏教师宿舍那个小院儿，我特意翻出余秋雨老师写的那篇《家住龙华》。

这篇文章在十年前看过，发现此刻再看，感受已很不一样，除了感动，又多出几份清醒、旁观的审视。

甚至想，即便是他自己，也未必察觉到自己那时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一种怀疑和动摇?

那是一篇与死亡有关的随笔。

不知是因为家住龙华才引出死亡的话题，还是因为连着参加了几次上海文化界友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余秋雨这篇病中的小文显出少有的伤感、迟疑。

那都是些中年早逝的教授、学者，余秋雨在悲悼友人生命早逝的同时，也返观了自己生命的形式与可能有的结局。

&ldo;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

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rdo;

&ldo;仪式结束了。

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

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

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rdo;

&ldo;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

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

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rdo;

恕我年轻放肆，今天，在悲怜与痛楚的后面，我却读出了余秋雨的矛盾与放弃。

矛盾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人品、学识的怀疑，放弃也不是对他们个体生命、事业的否定，这矛盾与放弃，应该是源自余秋雨自我深处对生命形式的追问，源自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命结构的动摇。

他在这篇小文的后面追加了一笔，说它在《小说界》发表后在上海的文化界引起反响，还在一次&ldo;上海人一日&rdo;征文中获得首奖。

他说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他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

我却依然愿意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看来许多人都困在其中，更多的人沉浸于这种群体的困境中，以为人生终于有了一个归附，自己总算成为了某一类人。

这种对苦涩的所谓&ldo;感受&rdo;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反省成份，反倒多多地透出这个群体由来已久的自得与自赏，而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失败，反成了社会对他们的亏欠。

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反省这样的人生境遇。

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勇气，最终找到一个出口突破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