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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5页）

不过，纳特的法文也很流利，我们更多是用法文交流。

平时有大量空余时间，纳特对中国诸子百家中墨子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水泊是世家子弟，几代相传的书香门第，国学根抵也很深，纳特与水泊很投机。

抗战胜利后，纳特要回国了，一天晚上，来找我俩，说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在巴黎大学当教授，也是研究东方文化，写信来要他推荐两人去当助教，问我们干不干？还说，去法国的路费都不用我俩掏，就要我俩办好出入境手续和护照。

过些日子，恰有一架美军飞机去巴黎，他拜托一位朋友，诡称我们有公事去欧洲即可。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我俩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就赶紧做各种准备，护照与入境签证都是纳特帮忙迅速办好的，我们只是准备一些衣物，匆匆登上飞机。

本来，我和水泊都想回一趟老家，拜别父母高堂，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好作罢。

以后，整整半年时间，我们各自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儿，为我俩一下子没有任何消息而惊慌，以为我们已战死在疆场了。

这一段经历，那时对于我俩来说，固然是幸运。

但是，正如庄子所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解放以后，我俩回国，却又成一个怎么也洗不清的历史疑点，常有人审问我俩，那个美国人纳特为什么会好心眼儿介绍你们去巴黎呢？有谁能证明他的举动不包含任何政治用意呢？又谁能证明你们俩在巴黎大学只是教书和读书，没有为帝国主义特务机构服务呢？唉，我俩真是有口难辨！

罗水泊就为此发牢骚，五七年被扣上右派帽子。

我呢，战战兢兢地谨慎过日子，也到底在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美国特务嫌疑”

的帽子被关进牛棚。

在五七干校时，领导分配我俩一起去放鸭子，同出同归，我们又亲密起来了。

那时，他的老婆秦少蓁在文化大革命初自杀了，孩子们也与他断绝来往。

水泊成了孤零零一人，他似乎满不在乎，空余时间就抓本书看。

中国书，外国书，古文书，历史书，经济书，什么书都看。

我呢，因为老婆写信要求离婚，心情非常压抑苦闷，晚上提了一瓶二锅头去找他。

也没有下酒菜，只是对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喝。

两人不提眼前的事，却津津有味回忆起在欧洲的三年生活。

这正如唐代诗人贾岛所写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把并州做故乡。”

巴黎大学的校园在一个小城镇，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山清水秀与江南景色相近，我俩在担任助教同时还攻读了拉丁语言文学和古希腊史等等。

放假了，就到各地游历，去过波尔多、马赛等地。

还去过与法国相邻的比利时、荷兰与意大利，我俩是穷学生，当然掏不起钱旅游这些国家。

是罗水泊认识了一个专管后勤的美军军官，我们跟着运输军需品的车子去游玩的。

水泊这人很聪明，到了哪儿都有办法，那段日子真是色彩斑斓啊！

那天晚上，聊呀聊的，尽情回忆着，我忍不住问他一句：“水泊呀，你说，我俩当年若是不回国，仍是留在国外，又会怎样？”

他脸上红扑扑的，斜睨一眼，洞穿我心思地问：“怎—；—；么，后悔吗？”

我又反问他：“难道你不后悔？”

他把酒瓶一顿，一字一句地说：“我—；—；不后悔。”

又引一句屈原的诗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听了这话，我默默无语，一点儿也不奇怪，晓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