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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正名主义（第9页）

（例二、五、六、八）都是称君不称弑者之例，却也有个分别。

（例二）称“卫人”

，又不称州吁为君，是讨贼的意思，故不称弑，只称杀。

又明说“于濮”

。

濮是陈地，不是卫地，这是说卫人力不能讨贼，却要借助于外国人。

（例五）也称“宋人”

，是责备被弑的君有该死之罪，但他究竟是正式的君主，故称“其君”

。

（例六）与（例八）都称是“国”

弑君之例，称“人”

还只说“有些人”

，称“国”

便含有“全国”

的意思。

故称国弑君，那被弑之君，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了。

（例六）是太子仆弑君，又是弑父（据《左传》）。

因为死者罪该死，故不著太子仆弑君弑父之罪。

（例八）是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去弑君的。

因为君罪恶太甚，故不罪弑君的人，却说这是国民的公意。

这种褒贬的评判，如果真能始终一致，本也很有价值。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书法，不单是要使“乱臣贼子”

知所畏惧，并且教人知道君罪该死，弑君不为罪；父罪该死，弑父不为罪，（如上所举的例六是）。

这是何等精神！

只可惜《春秋》一书，有许多自相矛盾的书法。

如鲁国几次弑君，却不敢直书。

于是后人便生出许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等等文过的话，便把《春秋》的书法弄得没有价值了。

这种矛盾之处，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后来被“权门”

干涉，方才改了的。

我想当日孔子那样称赞晋国的董狐（宣二年《左传》），岂有破坏自己的书法？但我这话，也没有旁的证据，只可算一种假设的猜想罢了。

《春秋》的三种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都是孔子实行“正名”

“正辞”

的方法。

这种学说，初看去觉得是很幼稚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学说，在中国学术思想上，有绝大的影响。

我且把这些效果，略说一二，作为孔子正名主义的评判。